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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校車超載入刑的消息一經刊發傳播，就引來熱議。有人認為，賴某杵與賴某勇駕駛面包車接送幼兒，核載7人，實載多達二三十人，雖屬嚴重超載，安全風險巨大，但畢竟沒有釀成致人傷亡的交通事故，可批評教育了事。也有人認為，在校車超載已淪為奪取幼兒園小朋友生命的“第一殺手”的背景下，駕駛校車超載就該被判刑。筆者認為，前一觀點看似富有人情味，其實非常荒謬。

　　近些年來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，農村學齡階段的人口不斷減少，使得一些地方的農村中小學及幼兒園撤點并校成為一種“時尚”。盡管這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校舍、教師等辦學資源的利用效率，但是苦累了年幼的中小學生以及幼兒園小朋友。撤點并校后，他們要么冒著嚴寒酷暑翻山越嶺求學，要么額外掏錢乘坐校車求學。出于時間成本與安全風險的考慮，絕大多數的人選擇后者。因為，按常理，校車定時定點接送，還算是省時省力且相對安全的。

　　然而，校車屢釀慘禍的新聞頻現，使這種理論上相對安全的求學方式給人們增添了心理陰影。諸多安全隱患中，超載無疑是最主要原因。相比普通的旅客運輸，中小學生及幼兒園小朋友的乘坐時間高度集中于上學、放學這些特定時段，而要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運送完如此大批量的學生，對于運力本就不足的校車來說，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加之，涉事單位為了降低成本，最大程度地減少校車來回跑的次數，超載便往往成了家常便飯。

　　必須指出的是，一起起校車慘劇在帶給人們永恒傷痛的同時，也直接催生了《校車安全管理條例》。該條例明確“校車載人不得超過核定的人數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超員”。 該條例自2012年開始實施后，全國各地陸陸續續啟動了校車安全整治運動，但一些農村地區的校車安全問題卻因財力緊張、僥幸心理等原因，并未得到明顯改觀。為此，法律法規不斷地補漏補強，特別是2015年11月1日起實施的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擴大了危險駕駛罪的入罪范圍，將“從事校車業務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”的行為也納入到刑罰范圍。

　　可見，福建首例校車超載入刑案，是一堂生動的法治課，其震懾力不容小覷。我們希望，全國各地的執法部門切實提高相關法律的執行力，對校車超載現象決不心慈手軟，該罰款的要罰款，該入刑的更要一律入刑，如此，則“開校車不超載”方會成為一種自覺行為。這既是對生命應有的尊重，更是一種法治的力量。